流风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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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悟语新作一百则   

作者:刘再复

 

1 写作,有的是为了立功立德,有的是为了立言立名,有的是为了製作一把钥匙去打开荣华富贵的大门。而最高境界的写作,是为了消失。林黛玉的《葬花辞》,是最感人的伤逝之诗。她写这首诗,就是为了消失,为了给生命的消失留下一声感慨,一份见证,一种纪念。曾有一个生命如花似叶存在过,她也将如花凋残,如叶消失,为了纪念这一存在的消失,她才写作。消失的歌,唱过了,消失的方式,准备好了,那是简朴乾淨的还原:“质本洁来还洁去”,没有奢望,没有遗嘱,只留下一个曾经发生过的高洁的梦。“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语)是痛,“为了消失的纪念”是更深的痛。消失不是目的,不是世俗的有,但它合更高的目的——澄明充盈的无。曹雪芹着写《红楼梦》也是为了消失,为那些已消失的生命留下挽歌,为将消失的生命(他自己)留下悲歌。

 

溪壑分离,红尘游戏,真何趣?名利犹虚,后事终难继。(第50回)

这是元宵节游戏中,史湘云编的灯谜,实际上是一首牌名为《点绛唇》的词,让人猜一俗物。李纨、宝钗等都不解,倒被宝玉猜中是“猴子”。众人问:“前头都好,末后一句怎么解?”湘云道:“那一个耍的猴子不是剁了尾巴去的”?连一俗物都可作如此艺术提升,连一灯谜都写成真诗真词,每一精神细节都如此精緻而有诗意,这便是文学作品“质的密度”。这部巨着永远说不尽的原因也在于此,既有广度、深度,还有密度。这则谜语,除了把猴子用诗语准确地描摹之外,还把《红楼梦》的哲学观与人生观也表现出来。曹雪芹观物观人观世界是庄子的《齐物论》和禅宗的不二法门,是把握整体相而扬弃分别相,所以不喜欢红尘游戏中的“溪壑分离”。而在人生观中则断定名利乃是幻象,它只有暂时性而无实在性与永恆性,所以是“后事终难继”。写小说只讲故事只铺设情节容易,但创造这种诗意的精神细节却有很大的难度。

 

贵族府中的富贵人并非人人都贵族化,其精神气质、风度形态可谓千差万别。倘若加以区别,大约可分为四类:一是形贵神俗,如王熙凤、王夫人姐妹等;二是形俗神贵,如尤三姐等;三是形神俱俗,如贾赦、贾琏、贾蓉、薛蟠、贾环、赵姨娘等;四是形神俱贵,如贾宝玉、林黛玉、秦可卿、史湘云、妙玉、李纨、三春姐妹等,贾母也属于此。如果以此尺度划分,有些人物可能会有争论,如贾政,有人会把他划入“形贵神俗”,也有人会把划入“形贵神贵”。我替他作了辩护,是认为他虽是贾府中的“孔夫子”,父权专制的体现者,但其品质及道德精神仍可界定为高贵者,不像他的兄长贾赦,身内身外皆是一大俗物。薛宝钗也是如此,虽然她老是劝戒宝玉要走仕途经济之路,但她毕竟满腹经纶,气质非凡,也属形神俱贵之人,不可轻易把她划入“封建”俗流。曹雪芹的美学成就,是塑造了一群形至贵神也至贵的诗化生命,为人间与文学大添光彩。

 

中国门第贵族传统早就瓦解,满清王朝建立之后的部落贵族统治,另当别论。虽然贵族传统消失,但“富贵”二字还是分开,富与贵的概念内涵仍有很大区别。《孔雀东南飞》男主角焦仲卿的妻子兰芝,出身于富人之家但不是贵族之家,所以焦母总是看不上最后还逼迫儿子把她离弃。《红楼梦》中的傅试,因受贾政提携,本来已发财而进入富人之列,但还缺一个“贵”字,所以便有推妹妹攀登贵族府第的企图。35回写道:“那傅试原是暴发的,因傅秋芳有几分姿色,聪明过人,那傅试安心仗着妹妹要与豪门贵族结姻,不肯轻意许人,所以耽误到如今。且今傅秋芳年已二十三岁,尚未许人。争奈那豪门贵族又嫌他穷酸,根基浅薄,不肯求配。那傅试与贾家亲密,也自有一番心事。”

    曹雪芹此段敍述,使用“暴发”一词,把暴发户与贵族分开。暴发户突然发财,虽富不贵,还需往“贵”门攀援,然后三代换血,才能成其贵族,可见要做“富”与“贵”兼备的“富贵人”并不容易。贾宝玉的特异之处,是生于大富之家,却不把财富、贵爵、权势看在眼裡,天生从内心蔑视这些耀目耀世的色相。他也知富知贵,但求的是心灵的富足和精神的高贵。海棠诗社草创时,姐妹们为他起别号,最后选用宝钗所起的“富贵閒人”,宝玉也乐于接受。他的特徵,确实是“富”与“贵”二字之外,还兼有“闲”字。此一“閒散”态度便是放得下的态度,即去富贵相而得大自在的态度。可惜常人一旦富贵,便更忙碌,甚至忙于骄奢淫逸,成了慾望燃烧的富贵大忙人。

 

秦可卿的乳名为“兼美”,历来的读者与研究者都知道她身兼黛玉与宝钗两种美的风格。其实,兼美正是曹雪芹的审美情怀与美学观,而兼美、兼爱、兼容则是曹雪芹的精神整体与人格整体。无论是黛玉的率性、妙玉的清高,宝钗的矜持、湘云的洒脱、尤二姐的懦弱,尤三姐的刚烈、晴雯的孤傲、袭人的殷勤,各种美的类型,都能兼而爱之。除此之外,对于薛蟠、贾环等,也能视为朋友兄弟,更是难事。人类发展到今天,多元意识才充分觉悟。但在二百年前,曹雪芹早已成为自觉。曹雪芹是中国“多元主义”的先知先觉。《红楼梦》不是宗教,但有宗教情怀,这种宗教情怀便是兼美、兼爱、兼容的大宽容与大慈悲。

 

数千年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个最伟大的“艺术发现”者:一个是陶渊明,一个是曹雪芹。两人的发现有一共同点,都是在平凡中发现非凡,在平常中发现非常。一个在身边的日常的田园农舍裡发现大自然的无尽之美;一个在身边的日常的贵族府第中发现小女子甚至是小丫鬟的无穷诗意。两位天才都在常人目光所忽略之处发现大真大美大诗情。这两项发现,与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九二九年清华大学为王国维树立碑石,陈寅恪先生在其所撰的碑文中用“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十个字概括王国维的人格主旨。如果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语言方式让我们在曹雪芹的碑石上概括《红楼梦》的精神主旨,也许可用“尊严之生命,诗意之生活”来概述。曹雪芹显然有政治倾向,也必定熟悉宫廷裡的血腥斗争,但他超越了政治理念和政治话语,不把《红楼梦》写成政治小说,而赋予小说以个体生命的旋律,叩问生命存在的意义,在此主旋律之下,《红楼梦》表达的便是两大主题:一是追求生命的尊严;二是追求生活的诗意。后者便是德国诗人兼哲学家荷尔德林的那一着名提问:人类如何能够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而只有这样的主题才经得起岁月急流的冲洗颠簸。处在最坚固最黑暗的封建王朝专制眼皮下却最有力量地写出千古不朽的伟大作品,这原因不能归结为“勇敢”,而是他的天才选择:从基调、主题到笔触。

 

读了《红楼梦》第54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便知贾母倘若年青,也是大观园女儿国的洒脱女子。她听了女说书人讲了《凤求鸾》的故事之后,批评道:“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贾母所要破的陈腐旧套,首先是才子佳人的旧套。把文学理解为只是子建文君这类浅薄的故事,的确水准太低。贾母这一文学观,在第1回小说的开篇就已揭示,石头在与空空道人的对语中就嘲笑“历来野史”、“风月笔墨”,特别指出“佳人才子”等书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氾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

    小孙子(宝玉)和老祖母(贾母)共破熟套老套,这是值得注意的情节。《红楼梦》的基调是轻柔的,但其文化批判的锋芒却处处可见。这种锋芒是双向的:一面指向“文死谏”、“武死战”的皇统道统文化和“仕途经济”的功名文化;一面则指向淫秽污臭、坏人子弟的庸俗文化及才子佳人的陈腐文化。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糟粕老套,曹雪芹都给予拒绝。要说“文化方向”,曹雪芹所呈现的路径,才是真方向。

 

《儒林外史》的开头,先写王冕隐逸拒仕的故事,还有一点放任山水的清洁情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裡则只有抱负与野心,没有美好情怀。《红楼梦》之美是它不仅揭露了泥浊世界的黑暗,而且呈现了人间最美好最有诗意的大情怀。贾宝玉的慈悲情怀如沧海广阔,如太初本体那样明淨。而其他少女林黛玉、妙玉、湘云、香菱、晴雯、鸳鸯乃至宝钗、宝琴等,都有各自的高贵情怀,这些情怀或呈现于诗,或呈现于欢笑,或呈现于歌哭,或呈现于伤感,或呈现于怨恨,都让人看到黑暗地狱中的一线光明,也都让人感到人有活着的理由。《红楼梦》中的少女,每一美的类型,都是一种梦,一卷画,一片生命景观。贾宝玉对人间的依恋,便是对这些生命风景的依恋。

 

10

中国人到了唐代,才真正把“国”、看得很重,“国破山河在”的沉重叹息也因之产生。相应地,作家文人也把功名看得很重。到了《红楼梦》时代,贾政等仍然把国视为天,把家国之事视为“头等大事”。自己的女儿(元妃)省亲,简直是天摇地动,因为这不仅是家事,而且是国事。然而,贾宝玉对此无动于衷。而晴雯之死,他却视为“第一件大事”。第77回写宝玉知道晴雯被逐后丧魂失魄,回到怡红院时的情景是:“……一面想,一面进来,只见袭人在那流泪,且去了第一等的人,岂不伤心,便倒在床上,大哭起来,袭人知道他心裡别人犹可,独有晴雯是第一件大事。”贾宝玉把晴雯放在价值塔上的最尖顶,把晴雯视为第一等人,把晴雯被逐视为第一件大事,这是《红楼梦》的价值观,把个体生命看得比家国更重的价值观。贾政父子两代人的冲突,不是封建与反封建的冲突,而是重个体还是重家国的价值观念的冲突。曹雪芹很了不起,他在二百多年前就把五四运动旗帜上重个体重自由的内容率先在小说中有声有色地展示于天下了。

 

11

漂亮并不等于美。长得漂亮的男子女子很多,但能称得上美的并不多。王熙凤长得漂亮,但不能算美。倘若不漂亮,贾瑞就不会那样死追她。形贵神俗之人不能算美。所谓美,是形贵神也贵。林黛玉、晴雯显得美,就是形神兼备。《红楼梦》塑造了一群至情至性也至美的人,其外貌超群出众,其内质又超凡脱俗,内外皆有熠熠光华,才、貌、性、情之优秀集于一身。兼美之名属秦可卿,其实,黛玉、宝钗、湘云、妙玉等女子都是稀有的兼美者,个个都结晶着大自然与大文明的精萃精华。最美的黛玉,不仅具有倾城之貌,而且拥有诗化的内心,她是至美的花魂,又是至真的诗魂,至洁的灵魂。王熙凤缺少这种内在光彩,只能称作漂亮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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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到了晚年,其大观眼睛愈加明亮,在此宇宙的“天眼”下,“人”为何物也愈清楚。因此,便有“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的诗句(写于1097年)。此诗说,在茫茫大千茫茫宇宙中,人不过是微小的一粒米,不过是万物万有生生灭灭中的一粒沙子,在此语境下,决一雌雄争一胜败究竟有多少意义?苏东坡的太仓境界到了《红楼梦》发展到极点,成为小说的基本视角。

      用洞察天地古今的“天眼”看世界日夜忙碌的人,一个个只是天地一沙子,沧海一米粒,星际一尘埃。曹雪芹也把主人公界定为悠悠时空中的一石头,而且是多馀的石头,连补天的资格也没有的石头。因为有这一界定,所以他通灵幻化进入人间之后,虽然聪慧过人,但不与人争,不与鬼争,不与亲者争,不与仇者争,不进入补天队伍,也不加入反天队伍,自然而生,欣然而活,坦然而为。

 

13

人类在生存压力愈来愈重的时候,其生存技巧也随之发达发展,而生命机能也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增长增进,王熙凤的算计机能(机心)就生长得超群出众。但《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他自始至终没有常人常有的一些生命机能,例如,他没有嫉妒的机能,没有恐惧的机能,没有贪婪的机能,没有虚荣的机能,没有作假的机能,没有撒谎的机能,没有设计阴谋的机能,没有结党营私的机能,没有奉迎拍马的机能,没有投机倒把的机能,甚至没有诉苦叫疼和说人短处的机能。贾府上下的常人(黛玉例外)都笑他傻,笑他“呆”,笑的恐怕正是他的身心缺少这些机能。美国的大散文家爱默生说,个性比智力更高贵。贾宝玉的个性,天地间没有第二例,也不可能出现第二次。他的个性是种心灵的本能,不必学、不必教而形成的至真至善的本能。《石头记》中的石头,是通灵的磁石,其磁力又是心灵的磁力,至真至善的磁力。因此,贾氏这座贵族府第中所有美丽的心灵都向他靠近。这种靠近不是世俗的对贵族荣华的攀援,也不是对翩翩公子形体的倾慕,而是被心灵的磁力所吸引。曹雪芹通过这部伟大小说所创造的心灵磁场,不仅被书中的诗意生命所环绕,也被我们这些异代读者所环绕,千万年之后,人间美好的生命还会向它靠近。

 

14

柳湘莲、蒋玉菡、冯紫英等,有的是戏子,有的是商客,有的是闲士,都是社会的“边缘人”,人世间的浪子。在贵族豪绅眼裡,他们都是不可交往的三教九流之辈。可是,身处贵族社会中心位置的贾宝玉,不仅没有瞧不起他们,而且和他们结成深厚的情谊,敬重他们,关怀他们,把他们引为知己。俗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是贾宝玉不接受权力操作下的分类,他不是“有教无类”,而是有情无类。真情所至,类别全消,完全打破中心人与边缘人的界线,化解尊卑概念,心灵複盖全社会。这种“不二法门”与“不二情怀”被理解为“同性恋”,实在是对悲情与世情的亵渎。

 

15

对曹雪芹,我总是心存感激。如果不是他的天才大手笔,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人间有贾宝玉这样一种至善心灵,这样一种至真品格,人的性情性灵之美可以抵达到这样的水准。这是属于宇宙最高层面上的心灵与品格。无机谋的思想,无掺假的心性,无作戏的情感,无偏邪的目光,无虚妄的目的,无计较的头脑,无嫉妒的胸怀,每一样都找不到它的开始与结束,但可以见到它活生生的形态与光泽。人类无法理解和无法保存这种心灵和品格,说明世界有着巨大的缺陷。他的生身父亲不知道他的价值,不知道他的出走是丧失一位怎样高贵的儿子,而如果再把这种心灵与品格视为“废物”与“孽障”,那更是人类世界的一种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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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贾宝玉既是诗人,又是哲人;既有形而下生活,更有形而上思索。他们的生命富有诗意,正是基于此。他们与王熙凤的生命质量之别,也在于此。这种抽象区别如果用具象语言表述,便可以说,王熙凤等只知“味道”,不知“道味”;而林黛玉、贾宝玉则不知“味道”,而知“道味”,其精緻的心灵对于“道味”有特殊的敏感。味道是色,是香味色味,是感官享受,是生存意识;道味则是空,是庄禅味,释迦味,是存在意识。王熙凤只知输输赢赢,不知好好了了;而贾宝玉、林黛玉则不知浮浮沉沉,只知空空无无。《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全是一些只知“味道”不知“道味”的角色,这些小说没有形而上维度。

 

17

贾宝玉与《卡拉玛佐夫兄弟》(陀斯妥耶夫斯基)中的阿寥沙神形俱似,都极善良、单纯、慈悲,都像少年基督。但是,其深层心灵的方向却不同。东正教以苦难本身作为苦难的拯救,灵与肉绝对分开,其拯救便是通过肉的受罪达到灵魂的升华,或者说,是通过肉的淨化达到神的纯化,从而在受难中得到崇高的体验与纯洁的体验,因此,磨难也是快乐,苦也是甜蜜。贾宝玉则不承认苦难的合理性,更不是禁慾主义者。他爱少年女子,不仅爱她们的性情,也爱她们的身体,是灵肉的双重欣赏者。他不断追求新的精神境界,但不是通过肉的淨化,他自称“淫人”,实际上又与世俗的淫荡内涵相去万里。他是一种面对“肉”而不肉化的奇特生命,也是一种把审美等同于宗教的地上“圣婴”,从文学形象而言,阿寥沙显得更为“崇高”,但贾宝玉比阿寥沙,显得更有血有肉,而且也更富有人性的光彩。

 

18

贾宝玉本是天外的“神瑛侍者”,来到人间后,属于天外来客。在天外,在云层之外,他更靠近太阳,更靠近星辰,也被多重光明照耀得更加透明透亮。他没有吃过蛇虫爬过和被现代理念嫁接过的果实,没有呼吸被尘土与功名污染过的空气,身上带着宇宙本体的单纯,因此,来到地球之后,他便给人一种完全清新的感觉。这种清新,是太极的明淨,是鸿濛的质朴,是溷沌初开的天真。老子所说的“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在曹雪芹看来,便是复归于类似贾宝玉这种天外来客的本真状态。

 

19

贾宝玉的兼爱,是情,又是德,更是一种慈悲人格。他的高贵、高尚、高洁举世无双,但他并不要求自己和他人淨化生命或圣化生命。在他的潜意识裡,大约明白,要求淨化生命就是剥夺慾望的权力与生活的权利。所以当秦钟与智能儿偷情被他“抓住”时,他没有谴责,只是开一个善意的玩笑而已。品格高尚的贾宝玉是一个至善者,但不是一个道德家,更不是道德法庭的判决者。应当尊重圣人,可惜中国太多高唱“存天理、灭人欲”的圣人,太多道德裁判者。在这些裁判者的眼中,情爱有罪,欲望有罪,生活有罪,而开设宗教、政治、道德法庭,剥夺生的权利与爱的权利,却没有罪。

 

20

古希腊时代的艺术家对人的完美形体有一种衷心的迷恋,所以才创造出维纳斯、大卫等千古不朽的凋塑。贾宝玉也有希腊艺术家的慧目与情结,他对人的完美体态也有一种痴情的迷恋,所以才为秦可卿、秦钟姐弟而倾倒。但他全身心投入与全身心迷恋的实际上是完美形体与完美性情和谐为一的青春之美。林黛玉、晴雯、鸳鸯便是这种和谐的化身。因此,当鸳鸯随同祖母的逝世而自杀时,他真正痛惜并为之痛哭的是青春之美的丧失。因为有爱入骨髓的迷恋,才有痛彻肺腑的悲伤。

 

21

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是宫廷王子,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贵族王子,两者都有焦虑。哈姆雷特所焦虑的,一是复仇,二是重整乾坤。贾宝玉却远离这两项焦虑,他从根本上不知复仇为何物,天生不知记恨与仇恨。他更没有改造乾坤的念头,完全拒绝治国平天下的立功立业抱负。但他也有高贵的焦虑,这就是个体生命为什么屡遭摧残?天大地大怎么就保护不了那些弱小的美好生命?

    晴雯被逐之后,宝玉发出痛彻肺腑的大提问:“我究竟不知道晴雯犯了什么弥天大罪?”这是宝玉发自灵魂深渊的“天问”,也是曹雪芹在整部《红楼梦》中的最根本的焦虑:一个美丽、善良、率真的女子,一个在贵族府第裡服侍主人的整天忙忙碌碌的生命,她没有伤害任何人,也没有向社会谋求任何权力与功名,更没有贪赃枉法或扰乱人间秩序,却招引出如此无端的敌视,以致被剥夺爱的权利与生的权利,偌大的世界不给她半点立足之所,这是为什么?宝玉的天问,是对人类世界的质疑与抗议。可惜,他是一个比哈姆雷特更犹豫更没有行动能力的贵胄子弟,连哈姆雷特身上的佩剑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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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与其说是制度,不如说是毒菌。中国男人身上布满这种毒菌,所以到处是专制人格。连反专制制度的战士也带着专制人格,于是一旦赢得权力,又是新一任暴君。甚至知识人与道德家也不例外,韩愈的文章写得好,但他作为一个大儒,身上也有这种毒菌。佛教文化作为外来文化传入中国,皇帝尚能接受,但他却不能接受,刻意加以打击排斥,比皇帝还专制。五四反旧道德,不得不拿韩愈开刀,因为他是文学家,又是道统专制者。曹雪芹塑造一个没有任何专制毒菌的人格──贾宝玉人格。他是离专制最远的灵河岸边人,是连进入补天队伍都没有资格的大荒山人,是天生带着天地青春气息、黎明气息的自然人。因此,哪怕对加害过他的赵姨娘,也从不说她一句坏话。宝玉疏远赵姨娘和一些小人,是出于本能,不是仇恨。

 

23

老子说“大制不割”,大生命一定是完整的。人之美首先是完整美。即使形体有残缺,但灵魂应是完整的。一旦戴上面具,哪怕半副面具,人格就会分裂。《三国演义》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如刘备、曹操、孙权、司马懿,都是极善于戴面具的英雄或枭雄,都很会装。装得愈巧妙,成功率就愈高。连诸葛亮也戴面具,也很会装,他哭周瑜就装得特别像,其谋略是完整的,其人格是破碎的。《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贾宝玉和林黛玉以及晴雯等,都是完整人,真实人,情爱虽失败,但很美。

高级的文化是超越任何权力分割和世俗分类的文化。它高于政治文化与道德文化,对人不作政治分类与道德分类,因此,它才彻底地打破红与黑的界和尊卑、贵贱、内外等区别。《红楼梦》正是这样一种文化,它致力于对生命整体的把握,拒绝对生命进行权力分割与权力运作,拒绝割裂生命「大制」的任何理由。

 

24

《红楼梦》不仅有诗的无比精采,还有人的无比精采。宇宙虽大,物种虽多,最美的毕竟是人。可惜人类中精采者太少。古今中外,有哪部着作像《红楼梦》汇集这么多精采生命而构成灿烂的星座。黛玉、宝玉、晴雯、湘云、宝钗、妙玉、元春、探春等等,哪一颗不辉煌,即使有黑点,哪一颗不灿烂。林黛玉之死,让我们感到星辰殒落,山川减色;晴雯之死,让我们感到人间已耗尽了几个世纪真纯的眼泪;尤三姐一剑自刎,又让我们感到大地洒尽高贵的鲜血。在这些星光般的诗意生命之前,权力微不足道,财富微不足道,功名微不足道,贾赦等“世袭的蠢货”更微不足道。

 

25

《三国演义》中的主要英雄一个个都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一个个都觉得可以佔地为王、夺冠为帝,全是一些高调的生命存在;《水浒传》中的英雄,也都觉得自己不仅武艺超群,而且都在替天行道,连没有文化的李逵也口口声声要夺皇帝的「鸟位」,充满豪言壮语,也全是高调的生命存在。唯有《红楼梦》的贾宝玉是低调的生命存在。他没有任何立功立德的宣言,也没有改天换地的呐喊,更没有拯救世界的妄念。他只想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只希望生活得有尊严有诗意。他没有任何先验性的生活设计和预设性的反叛。他对传统理念的一些非议与质疑,都是生命的自然要求,他的言行挑战了旧秩序,但他并不是反封建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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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屋裡与小丫环厮溷,还是在家中与姐妹们戏笑,还是在诗社中与才女们比诗赛诗,或者在学堂裡打闹,甚至在寺庙裡的一夜时光,贾宝玉都充分地享受生活,或者说,都活得很充分,很自在。似乎只有他,才真正了解青春的短暂,生命的一次性与片刻性,才真正了解应当热烈拥抱当下,拥抱生活。但是,和薛蟠、贾琏等兄弟哥儿们不同,他又不安于世俗的快乐。在他的意识或潜意识裡,大约知道仅仅满足于吃喝玩乐,不过是高级动物的生活。人的生活确实离不开这一面,但是,人也可以跳出这一面,可以跳出物质的牵制,可以跳出财富、功名、色慾的限制,儘管常常跳不远或跳出后又跌落,但有跳出的意识,才有别于动物,才有另一种质的生活。宝玉既快乐又苦恼,那苦恼的一面便是想跳出又佈满障碍。

 

27

第39回的回目叫做《村姥姥是信口开合,情哥哥偏寻根究底》,说的就是宝玉的认真劲。刘姥姥胡诌一个在雪地裡抽柴的标致姑娘的故事,还说祠堂裡为她塑了像。他听了之后竟信以为真,按刘姥姥说的地点去找祠庙,想见见这个小姐,结果只见到一尊青脸红髮的瘟神。贾宝玉没有泛泛的恋情,泛泛的悲情,也没有泛泛的世情。他有真切的情爱感,真切的友谊感,真切的生活感,而且还有真切的关怀。他知道泛泛之情,口蜜心疏,便是世故。

真的性情总是认真的,并非泛泛。哪怕对一个不熟悉的小丫环,哪怕只有一次偶然的相逢,他也不会敷衍。他知道敷衍便是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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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探春、李纨还有贾宝玉,他们组织海棠社,作诗写诗,都是为诗而诗,即只有诗的动机,没有非诗的目的与企图。这些诗人们写诗全都如同春蚕吐丝,除了抽丝的本能之外没有非丝的丝外功夫。诗的动机及作诗进入非功利的游戏状态,这正是天才状态,也正是康德所说的「不合目的的合目的性」。海棠社的诗人们给后人留下启迪:诗意生活和诗意写作,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有诗的动因。有诗的动因,有蚕的纯粹,才有作诗的大快乐。

 

29

王熙凤是《红楼梦》世界裡的第一女强人。她的强是因为她具有男人性。第54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特别穿插一个小情节,让两位女说书人讲了一个金陵男生赴考遇佳人的故事,此生的名字也叫做“王熙凤”。说故事时凤姐也在场,但她并没有不高兴。强势性格与超人才干使她扮演雄性角色,这本无可非议,但他却因此陷入男人的泥浊世界,相应地,便进入你争我夺的绞肉机,绞杀别人,也绞杀自己。

在男人的泥浊世界裡,女子要佔上风,必定要比男人更用心机,因此,不可能用原心灵去生活,只能用尖嘴尖牙尖爪去拼搏。婚后她第一次变性,成了“死珠”(贾宝玉语),掌权后第二次变性,成了狼蛇。变性后的女强人比男强人更凶狠更恶毒,这是宿命。她的铁爪杀死了贾瑞与尤二姐。所以潇湘馆闹鬼时最害怕的是她——女强人在机关算尽之后变成最胆小的人,这也是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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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人,尤其是中国的世俗女人,可以面对薛宝钗,但不敢面对林黛玉。薛宝钗世故,善于应付各种关係,又可以赢得贤慧的美名。面对她,不仅不会感到压力,反而会感到欣慰。而林黛玉却纯粹真实得令人不安,尤其是她心灵巨大的文化含量和她背后深刻的精神性,更是灵魂水平的座标。面对她,等于面对魂的高尚,情的高洁,诗的高峰。面对她,不免要感到生命的苍白、庸俗和生存技巧的丑陋。所谓“高处不胜寒”,在这裡也可以解释为面对精神高山不免要产生羞愧感与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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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环为赌输了钱而哭,作为兄长的宝玉如此教训他:“大正月裡,哭什么?这裡不好,到别处玩去,你天天念书,倒念煳涂了!譬如这件东西不好,横竖哪一件好,就捨了这件取那件,难道你守着这件东西哭会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要取乐儿,倒招的自己烦恼,还不去呢!”

禅讲自性、自救,要紧的是自明,即不要自己陷入无谓的烦恼中。宝玉开导贾环,一席平常话,却是至深的佛理禅理:世界那么大,那么广阔,任你行走,任你选择,条条大路通罗马,这路不通那路通,南方不明北方明,没有什么力量能堵死你。天地的宽窄,道路的有无,完全取决于自己,人生的苦乐也取决于自己,烦恼都是自寻的。

 

32

贾宝玉作为“人”活在人间之后,一直带有“天使”的特点(他本就是天使,随身而衔着的宝玉就是物征)。所以他不食人间烟火,不知天下大事,完全没有人间生物的生存技巧和策略,也不懂得说那些人们滚瓜烂熟的谎话、大话、套话、废话和髒话,更不知人们追逐的权力、财富、功名的重要。他唯一敏感的是生命之美与性情之美,是灵魂天空中那种种奇丽的如同天外云霞的景观。更有意思的是,他有一种超人间的天赋价值尺度,这一尺度打破了世俗的等级之分,凡是生命,凡是美,他都一律尊重与欣赏。其他一切尊卑标准、成败标准、得失标准全都进入不了他的眼睛与心胸。

 

33

贾宝玉厌恶任何关于仕途经济、求取功名的劝戒,哪怕这种劝戒是最温柔的声音,是来自才貌双全的少女薛宝钗之口。他不能容忍自己走到发着臭味酸味腐味的科举场裡去鬼溷,去在那裡装模作样地做着没有灵气的文章,然后又用这些文章去换取一顶无价值的乌纱帽。他比谁都清楚,这将导致生命在垃圾堆裡活埋的灾难。这位来自灵河岸边的贵族子弟,习惯呼吸大自然的清新空气和少年生命的青春气息,来到人间走一回,当然不会愚蠢地争夺一顶八股编製而成的虚假桂冠。《红楼梦》续作者最大的败笔是让宝玉走进了科场,还莫名其妙地中了举。

 

34

《红楼梦》第9回写贾宝玉忽然上书房,其父贾政竟火上心头,冷嘲热讽起自己的儿子:“你再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话,你竟顽你的去是正经。看仔细站腌髒了我这个地,靠腌髒了我这个门。”说得很绝,骂得很尖刻彻底。

贾宝玉有善根,有慧根,有灵性,有悟性,既聪明又善良,什么问题都没有。但在贾政看来,他的问题很大很严重。只知诗词,不知文章,只重自由,不爱事功,完全没有豪门遗风。因此不仅处处看不顺眼,而且还把他往绝处骂,往死裡打。贾宝玉,一向与世无争,与国无涉,与人无伤,但变成巨大的“问题人物”,难以生存。明明是人类精英,在一部分人眼裡,却是废物蠢物,这正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巨大荒诞现象。

 

35

孔子喜欢“刚毅木讷”性格的人(如颜回),而不喜欢“巧言令色”之徒。然而,“刚毅”与“木讷”二者兼而有之却不容易。《红楼梦》中的迎春十分木讷,可是刚毅全无,结果成了贾府第一懦弱者。而探春却刚毅有馀而木讷不足。她是兴利除弊的干才,锋芒毕露,但也未免过于精细,性情中缺少一点必要的“浑沌”。惜春貌似刚毅木讷,可是她的木讷不是憨厚,而是冷漠。贾府中人物数百,真正能称得上刚毅木讷者的,只有贾宝玉一人。他木讷得让人称作呆子,自始至终不失憨厚。而他的刚毅不是形刚而是神刚,其绝对不入国贼禄鬼之流的人生信念植根于心底,一点也不动摇,但因为形态太柔,常被人误解,以为他是个弱者。

 

36

任何典籍经书,都是人写的,而不是神作的。即使是佛经、圣经也是人写的。把释迦基督的原始话语变成人的纪录,这中间至少要削弱原创思想的一半;而从纪录到整理成籍,又可能再丢失其半;再从印度传到中国,从梵文译成中文,其原意又可能再减其半。所以读经典,无须寻章摘句,只要捕捉典籍的基本讯息。因此禅不仅要破我执,去我相,而且要破法执,去法相,扫法尘。贾宝玉厌恶经书教条,其实是天然地拒绝法执,把八股文章、陈腐说教视为遮蔽心性的法尘。81回宝玉对黛玉说:“还提什么念书,我最厌恶这些道学语。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好些的不过拿些经书凑搭还罢了,还有一种更可笑的,肚子裡原没有什么东西,东扯西扯,弄得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这哪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宝玉在他“看破红尘”之前,就“看破法尘”。读书能看破书尘法尘,才算真能读书。

 

37

在大观园裡负责买办花草、年已十八岁的贾芸,是个乖觉的伶俐人。比他小四、五岁的宝玉,见到他长得出挑,就说了句“倒像我儿子”的笑话,贾芸敏锐地抓住这句话顺杆而爬,居然要拜认宝玉为乾爹。为了往豪门门缝裡鑽,竟如此缩小自己与矮化自己。对于贾芸这种行径,常人只会觉得噁心。宝玉也知道他的心思,虽未应允但也不伤害贾芸,只说“闲着只管来找我”。此时宝玉本可以呕吐训斥,本可以得意扬扬,但他却以平常心看待这一世相。不惊也不喜,不宠也不拒,既不引为亲信,也不踢上一脚。没有众生相,也没有贵族相,只有大悲悯之心。菩萨难当,便是面对君子容易,面对小人(远小人)很难。贾宝玉的慈悲人格是理解一切人性弱点的菩萨心肠。

 

38

宝玉的困境可视为现代基督、现代释迦的困境。他拥有绝对的善,善根慧根植于内心最深处,却被视为祸根。他爱父亲,但父亲不爱他;他爱兄弟,但兄弟(贾环等)不爱他;他爱作为奴隶的少女们(丫环),但被他所爱的都跟着倒霉;他没有任何邪念,但被视为色鬼淫人。至善被视为“孽障”,至慧被视为“呆子”,至情被视为“至淫”。如果有十字架,首先想把他送上十字架的是他的父亲、兄弟和姨娘。他谁也不得罪,却无端得罪许多人。他在晴雯被逐后,发出“晴雯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这一悲天之问,那也是他自己心灵困境的呐喊。

当今世界纵横複杂的人际关係,被更加膨胀的慾望变成无所不在的绞刑十字架,想关怀人间的现代基督,一旦进入关係网络,不仅救不了他人,反而会变成他人眼中的孽障和绞杀的对象。这就是现代基督的困境。

 

39

贾宝玉到地球上来一回,对人间满意不满意?如果返回青埂峰下灵河岸边,如果让他再来人间走一回,肯不肯?实际他已作了回答。第36回中,他说:“自此不再托生为人了。死了随风化去,了无痕迹,死时只求有些女人的眼泪的送别。”

黛玉去世前,贾宝玉就决定不再託生,更不必说黛玉去世之后。到“地球”来一回,对于宝玉来说,也许正是到“地狱”来一回。地狱中固然有少女们呈现的天堂之光,让他享受了生活,但他也看到,这个人间,豪门不得安生(他亲眼看到父母府第裡一个接一个的死亡),寒门不得安生(他到过晴雯家,连那个嫂嫂也使他害怕),佛门不得安生(妙玉的下场就是铁证),还有那个让人嚮往让人削尖脑壳往裡鑽的宫廷大门,也不得安生(元春就说那不是人的去处)。地球虽大,但安生无门。原来,这个有山有水的大地并非门门通向天堂,而是门门为地狱敞开。

 

40

宝玉随祖母到甯国府,在秦可卿卧室裡,于唐伯虎《海棠春睡图》画下眼饧骨软,入睡入梦。这是《红楼梦》的梦中之梦,可谓大梦中的小梦,但又是极重要的梦。在梦中宝玉见到警幻仙境。宝玉和秦可卿这一节情事,在俗人眼裡简直是不堪的偷情。但在曹雪芹笔下,却写成宝玉邂逅仙子,诗意绵绵,有如曹子建的《洛神赋》,是诗人与女神的邂逅。这裡除了具有想像力之外,在审美形式上又是化腐朽为神奇,化俗为雅,以最典雅的笔触去驾驭最世俗的情节。无论读者如何好奇地猜想世俗场景,但都无法破坏这幅生命相逢的至美图画。这幅图景,不宜用“心比天高”去描述,却可用“情如天高”去形容,是《红楼梦》情感宇宙化的一个极好例证。

 

41

在贾宝玉的主体感觉中,宇宙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爱美的天性,而少女的存在,即宇宙精华的存在,又只是为了确认美的真实和满足他爱美的眼睛。于是,太虚幻境、大观园便是他的宇宙,他的审美共和国。黛玉、宝钗、晴雯、湘云等女子就是他的星空、黎明与云彩。他生来没有世俗的焦虑,唯一焦虑只是星空的崩塌,黎明的消失,云霞的溃散。因此,每一个少女每一个姐妹的死亡出嫁都会让他伤心至极,不知所措。他的痴情,既是细微的人间之情,又是博大的宇宙天性;他的审美观,既是生命观,又是宇宙观。

 

42

宝玉和妙玉都是人之极品。但宝玉比妙玉更可爱,这是因为妙玉身为极品而有极品相,而宝玉虽为极品却无极品相。妙玉云空而具空相,宝玉言空而无空相。一有一无,一个有佛的姿态而无佛的情怀,一个有佛的情怀而无佛的姿态,境界全然不同。

    妙玉与黛玉都气质非凡,都脱俗。不同的是黛玉脱俗而自然,而妙玉虽脱俗却又脱自然,言语行为都有些造作。因此,她虽在庵中修道,却不如黛玉未修而得道。“率性谓之道”,果然不假,真正得道的还是率性的黛玉,而不是善作极品姿态的妙玉。

 

43

    《红楼梦》中的少男少女,多数是“热人”,极少“冷人”。其中第一号热心人当然是贾宝玉。而薛宝钗却被视为“冷人”(第115回),其实,她的骨子裡是热的,内心是热的,但她竭力掩盖热,竭力压抑热,只好常吃“冷香丸”。林黛玉也吃药,但绝对不会吞服冷香丸,即便心灰意冷,也掩盖不住身内的热肠忧思。黛玉任性而亡是悲剧,宝钗压抑性情而冷化自己也是悲剧,甚至是更深的悲剧。《红楼梦》中真正可称为“冷人”的,恐怕只有“惜春”。她过早看破红尘,过早在自己心中设置防线。尤氏称她:“可知你是个心冷口冷心狠意狠的人”,她也不否认,只回答说:“不作恨心人,难得自了汉。”如果说,薛宝钗是“装冷”,那么,惜春倒是“真冷”,彻头彻尾、彻裡彻外的冷。所以她的心,只有烟尘,只有灰烬,没有光焰,没有和暖气息。而薛宝钗虽然有时也冒出烟尘与灰烬,但毕竟还有冷香丸控制不住的生命亮光,所以才能“任是无情也动人”。

 

44

    林黛玉与王熙凤都是极端聪明的人,但林黛玉的聪明呈现为智慧,而王熙鳯的聪明则呈现为机谋(“机关算尽”)。如果说王熙鳯兼得三才:帮忙、帮闲、帮凶;那么,林黛玉则兼有三絶:学问、思想、文釆。也可说是史、思、诗三者兼备。王熙凤没有学问,也无文釆,一辈子就写过一句诗(“昨夜北风起”)。至于思想,更是了无踪影。心机、主意、权术等虽多思虑,却非思想。要是让她与林黛玉谈历史、谈襌、谈诗,她只能是一个白痴。所以儘管机关算尽、聪明絶顶,处处盛气凌人,却不敢面对林黛玉丰富无比的内心。林黛玉是大观园诗国裡的首席诗人,文采第一,而其学问,与“通人”薛宝钗不相上下。宝钗特别擅长于画,黛玉则特别擅长于琴。至于思想,其深度则无人可及,也不是宝钗可及的。有此三绝,再加上她性情上的痴绝,便构成最美最深邃的生命景观。

 

45

探春是宝玉姐妹中最有才干的人,但宝玉对探春的“改革”(整顿大观园)却颇有微词。他说:“这园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触了几件事,单拿我和风姐姐作筏子禁别人。最是心裡有算计的人,岂只乖而已。”(第62回)宝玉极少发泄不满,这裡的不满是美和功利的冲突。探春只想到花草的“经济价值”,想到称斤论两卖园裡的花草可以赚钱。宝玉则把花草视为“美”,视为可以观赏之物。一个想到“利”,一个想到“美”。所谓“美”,乃是超功利,难怪宝玉要对探春进行批评了。宝玉与探春的区别是他完全没有探春式的算计性思维,或者说,“算计”二字是宝玉最大的阙如。他一辈子都不开窍,便是一辈子都不知“算计”,一辈子都不知何为“吃亏”,何为“便宜”,何为“合算不合算”,难怪聪明人要称他为“呆子”、“傻子”。探春要称他为“卤人”(第81回)。但是,不可以对春玉之争作善恶、是非、好坏的价值判断,不能说探春“不对”,因为她要持家齐家,肩上有责任,而宝玉则纯粹是“富贵閒人”。不过,文学艺术世界天然是属于贾宝玉。这个世界是心灵活动的世界,它不追求功利,只审视功利。

 

46

    儘管宝玉与探春性情有很大差别,儘管宝玉也知道探春的缺点,但是探春远嫁时,他还是伤心伤情,大哭一场。第100回写道:“忽然听见袭人和宝钗那裡讲究探春出嫁之事,宝玉听了,啊呀的一声,哭倒在炕上。唬得宝钗袭人都来扶起说:‘怎么了?’宝玉早哭的说不出来,定了一回子神,说道:‘这日子过不得了,我姐妹们都一个一个散了!林妹妹是成了仙了。大姐姐已经死了,这也罢了,没天天在一块。二姐姐呢,碰着了一个溷帐不堪的东西。三妹妹又要远嫁,总不得见的了。史妹妹又不知要到哪裡去。薛妹妹是有了人家的。这些姐姐妹妹,难道一个都不留在家裡,单留我做甚么。’”在宝玉的情感系统裡,恋情大于亲情,但两者都是真的。恋情是真的,亲情也是真的。秦可卿、晴雯、鸳鸯之死让他痛哭,姐姐妹妹的分别也让他痛哭。宝玉的人性是最完整的人性。连悲情也很完整。有真性情难,有完整的真性情更难。贾宝玉既不仕,也不隐,没有中国传统男人的生存目的和人生框架。情、生命个体的存在与快乐,就是他的目的,他的框架。他厌恶“仕途”,反感儒家意识形态,但伤别探春的亲情,骨子裡却是儒家深层的心理态度。贾宝玉非常特别,所以无论是儒是易是道还是释,哪一家文化理念都不能完全涵盖他。

 

47

    王熙凤与妙玉相比,精神气质差异很大。王熙鳯可以成为秦可卿的知己,却很难成为妙玉的知己。一个是俗世界的顶尖人物,一个是雅世界的云端人物。在精神层面上,妙玉自然要比王熙鳯高尚高贵得多。但是,在人性底层,其複杂多姿却不是雅俗二字可以概括的。俗人也往往有雅人所不及之处,这不是指王熙鳯比妙玉能干百倍千倍,而是说,即使在心灵层面,王熙凤也并非一无可取,例如对社会底层的乡村老太太刘姥姥,就没有淨染之辩,没有势利之心。她热情地确认这门穷亲戚,并引见给贾母。而妙玉却从心底裡把这个农家老妇视为髒人。她对贾母那么殷勤,却把刘姥姥喝过的杯子视为髒物,立即扔掉。清高中不免显得势利。可见,王熙鳯的人性底层并不全黑,妙玉并不全白。人的丰富往往在这种细部上显现。对待刘姥姥一事,令人反感的不是王熙鳯,而是人之极品妙玉。

 

48

一个心爱生命的死亡,对另一个生命造成的打击是如何沉重,用语言很难表达。晴雯之死,对贾宝玉的打击何等沉重,难以表达。贾宝玉儘管写出《芙蓉女儿诔》,也只能表达伤痛之万一。语言很难抵达终极的真实,也很难抵达情感最后的真实,所以林黛玉才说“无立足境,方是乾淨”。对于林黛玉的死亡,贾宝玉就无法再用语言表达了。高鹗没有让宝玉写輓歌是聪明的选择。此时的至哀至痛只有无言才是至言。只有“无”才能抵达“有”的最深处,或者说,只有无声的行为语言才是表达伤痛的最深邃语言。贾宝玉最后的出走,是比《芙蓉女儿诔》更深更重的哀輓。正如他第一次见到林黛玉时,便认定为灵魂早已相逢,至情无法言传,只有把与生俱来的玉石砸在地上,以此行为语言表达自己与黛玉无分无别。行为语言是“无”,又是“大有”。

 

49

    宝玉有一种特别的记忆,其“忘”与“不忘”皆不同凡俗。他被父亲打得头破血流,几乎置于死地,但没有怨恨,依然孝顺父母,至死不忘父母之恩之情。最后离家出走,还不忘在云空中对父母深深鞠了一躬。

    “恩”不可忘,“怨”却不可不忘。这是宝玉的记忆特点。人生坎坎坷坷,恩恩怨怨,脑中的粘液只有粘住美好情感的功能,没有粘住仇恨的功能,这是宝玉的记性与忘性。有这种记忆特性,才有大爱与大慈悲,也才有内心的大空旷与大辽阔。

50

    宝玉敬重黛玉,把她视为先知先觉者,所以黛玉悟道所及之处他虽尚未抵达,却不会因此而抱愧。第22回宝玉回答不了黛玉的问题后独自沉思:“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烦恼。”黛玉问他:“宝玉,至宝者是‘宝’,至坚者是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宝玉答不出来,黛玉只开玩笑,并不替宝玉回答,但她以自己有始有终的爱情和人生证明自己是至贵者与至坚者。她比宝玉不幸,但比宝玉更高贵更有力量。她的行为语言回答了人的至贵至坚并非来自门第,也非来自财富、功名、权力,而是来自心灵的自我彻悟,即自贵自坚。高贵与否完全取决于自身。是贵是贱,操之在我;为玉为泥,也操之在我。在贾府裡,最高贵最有力量的人并非贵族王夫人、薛姨妈等,而是女奴隶晴雯与鸳鸯,她们正是宝玉心目中的“宝玉”。晴雯、鸳鸯等卑贱者最终变成至贵至坚者,也是取决于她们自己。

 

51

       贾宝玉与林黛玉都是率性之人。“率性谓之道”,他们无师自通而活在道中,便是由于率性。一旦率性,便无面具,无心术,无媚俗之心。可是,与他朝夕相处的袭人却如此劝说宝玉:“……第二件,你真喜欢读书也罢,假喜也罢,只是在老爷跟前,你别只管批驳消谤,只作出个喜读书的样子来,也教老爷少生些气,在人前也好说嘴。”(第十回)袭人居然劝宝玉要学会伪装,她知道情意很重的宝玉捨不得她赎身返家,便要求他答应三点要求,其中“作样子”的一项,对于一个赤子是最难的。作样子,装扮出另一副面孔,便是心术,便是俗气。钱锺书先生在《论俗气》一文中说,愚陋不是俗,呆板不是俗,愚陋而装聪明,呆板而装伶俐才是俗。晴雯与袭人都“身为下贱”,但晴雯不会装,所以高贵;袭人会装,还教宝玉装,所以庸俗。袭人因为有“术”的堵塞,便永远无法悟道入道,永远是个不知不觉者。但人间的荒诞现象之一,是不觉不悟者总要教导大彻大悟者,或者说,是小聪明总要指挥大智慧。

 

52

贾宝玉作为贵族社会的“富贵人”与“中心人”,却和薛蟠、蒋玉菡、冯紫英等“俗人”、“边缘人”及锦香院妓女云儿一起在冯家聚会饮酒作曲,他居然还当令官。酒后情慾翻动,薛蟠唱的又俗又“黄”:“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蹿出个大马猴。”众人都要罚他酒,但宝玉笑道:“押韵就好。”比谁都宽容“开放”。他自己唱的:“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女儿喜,对镜晨装颜色美。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俗中透雅,有分有寸,毫无狎邪气味。身为贵族公子,豪门后裔,却没有架子,自然而然地和三教九流交朋友,而且非常真诚。更宝贵的是戏笑作乐中,并不胡作非为,写诗作词也守持心灵原则。宝玉这番表现,正符合嵇康所说的「外不殊俗,内不失正」。他尊重一切人,包括妓女与大俗人。宝玉的行为语言正好说明:慈悲没有边界。

 

53

贾、林的情爱因为太深太重,所以言词无法把握,两人一谈就吵就闹就崩就落泪。面对“爱”这种异常丰富的现实存在物,概念注定没有力量,语言注定无法抵达它的深渊。禅宗的不立文字(放下概念)和以心传心的方法,的确是最聪明的方法。面对宇宙整体,面对心灵整体,尤其是面对恋情这种无形的整体,愈是急于把握,急于表达,就离真实愈远,离本然愈远,其宿命总是误解与争吵不休。“爱”与“道”一样,只能模煳把握,难以明确把握,正如道不可名不可言说,“爱”也无法诉诸分析与逻辑。关于爱的誓言与许诺往往都离性情的核心很远而变成空话,其原因也许就在这裡。

 

54

       林黛玉虽有智慧,却没有起码的生活常识。她活在世俗社会中却完全不知道怎样活法。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她面对生活的唯一触角,是心灵。除了心灵功能之外,似乎没有别的功能,连头脑的功能也没有。她好像是一个不必用脑的诗人,写诗作诗只凭心灵直觉一挥而就,对外部事件的反应也只凭心性“一触即跳”。她的心灵之精緻,举世无双,但只有心思、心绪、心境,完全没有心机、心术和心计。她的任情任性耍脾气发脾气,也只是心灵的自我煎熬和自我挣扎,并非算计他人的心术。对于《红楼梦》人物,理解林黛玉最难。林黛玉所呈现的《红楼梦》之道,乃是无谋无术无生存技巧的生命大道。

 

55

在偌大贾府的上上下下,除了贾母特别怜爱之外,林黛玉几乎是贵族府第的异端。多数人不喜欢她。她的超群才情,诗国裡的众诗人是知道的,但是她的无比高洁深邃的心灵,却只有宝玉一人能够理解。她不像宝钗那样会做人,那样善于游走于人际之间,林黛玉从根本上就不懂“做人”,不管是在意识层面还是潜意识层面,她都全然没有做人的技巧和策略。她是一个只能在天际星际山际水际中生活而不宜于在人际中生活的生命,从根本上不适合于生活在人间。她到世间,是为情(还泪)而来,为情而生,为情而抽丝(诗),为情而投入全部身心,唯有她,才是真正的彻头彻尾、彻裡彻外的孤独者。

 

 

56

在潜意识层,林黛玉的乡愁,是重返三生石畔“伊甸园”的乡愁,是绛珠仙草与神瑛侍者独往独来的记忆。她嚮往的“洁”,是伊甸园时代的无为无争与无垢,是只饮甘霖露水不食人间烟火的高洁高高洁。西方的圣经没有亚当、夏娃“返回伊甸园”的情节与经验,只有荷马史诗之一的《奥德赛》告诉人们,回归原始家园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需要战胜各种诱惑与恐惧的旅程。林黛玉的回归,也是内心的忧鬱与煎熬。最后她放下世俗世界的一切,包括她的诗稿——连最后一点世俗的立足之境也还给人间,做到“质本洁来还洁去”。

 

57

       林黛玉给贾宝玉一种最根本的帮助,就是帮助宝玉持守生命的本真状态。她是宝玉的人生嚮导,也是守护女神。守护的是宝玉的自然生命。如果没有林黛玉而只有薛宝钗,如果发生影响的只有后者,那么,宝玉可能会丢失那份从天外带来的天真与「溷沌」,进入常人秩序的编排逻辑之中,变成只会说「酸话」的「甄宝玉」。石头不是钢铁,它是脆弱的,它可能变成玉也可能化成泥。贾宝玉显然感受到林黛玉的内心呼唤,所以格外敬重她。

帮助乃是互动。贾宝玉也给林黛玉许多启迪。他确认所有的人都有一份尊严,应当无条件地尊重这种尊严。不仅人才天才有尊严,非人才非天才也应有尊严;不仅诗人有尊严,非诗人也应有尊严。他崇敬黛玉,但也不薄宝钗和其他小女子,态度有别而尊重不二,这正是宝玉人格。

 

58

       鲁迅先生评《红》时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者,独宝玉而已”。这一界说,就感知黑暗和罪责承担来说,确乎如此。贾府中没有别人能像宝玉那样(包括林黛玉)感受到那么多死亡的痛苦,承担那么多好女子毁灭的罪责。所有死去的那些女子,从秦可卿到晴雯、鸳鸯,都是他生命的一角。然而,就「悲凉」而言,真正感到人间的大悲凉的是林黛玉。她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身世本就悲凉,加上她的心思高到极点,情爱深到极点,却没有人能够瞭解,除了贾宝玉,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她视为异端怪种。但又是宝玉这个知己,最后在婚事中让她走向更深的绝境。她既是“痴绝”,也是“孤绝”,既是“悲绝”,又是“凉绝”。其《葬花辞》正是悲凉的绝唱。唯有她,才最深地体验到人间的寒冷与悲凉。

59

妙玉在《红楼梦》众女子中气质非凡,没有任何罪、任何“问题”,只想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她虽然过于清高,但没有侵略性,进攻性。但这样一个知识女子,却被社会所不容,隐居在陇翠庵裡仍不安宁,最后还是被盗贼所摧残。她受难之后,与她素不来往的贾环拍手称快,幸灾乐祸,也折射了社会对她的不容。妙玉到底犯了什么罪?她犯的是鲁迅所说的那种莫须有的“可恶罪”、“可厌罪”、“特异个性罪”、“不入俗罪”。获此罪者,无可辩解,无处哭诉,只能默默承受。许多独立的知识人被权贵所不容,被社会所不容,被身处的时代所不容,犯的正是妙玉似的无名之罪。

 

60

探春的亲生母亲是赵姨娘,并非王夫人,因此她的亲舅舅是赵国基,并非担任高官的王子腾。可是,当赵姨娘让她去礼待亲舅舅时,她却大哭大闹,颠倒亲缘:“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那裡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素习按理尊敬,越发敬出这些亲戚来了。”(第73回)只认王舅舅,不认亲舅舅,赵姨娘固然是溷帐东西,但毕竟是自己的亲娘。亲娘亲舅是天铸的事实,事实总归是事实,王子腾虽然身居高位,但不能因此就否认赵国基是自己的亲舅舅。这种颠倒太悖情理也太势利。连赵姨娘也说她:“你只顾讨太太的疼,就把我们忘了”,“如今没有羽毛,就忘了根本。只拣高枝飞了。”真说对了,我们不可因人废言,包括赵姨娘之言。像探春这种性情,宝玉绝对不会有,儘管赵姨娘加害过他,但他从不说一句姨娘的坏话。翻遍全书,也找不到一句对赵姨娘的微词。宝玉与探春,不仅有性情之别,还有心灵之别。

 

61

老年人像孩子,内心守持一片天真天籁,显得可爱。反之,如果少男少女活像老人,内心一片枯枝冷叶,则显得可怕。《红楼梦》中的惜春,就是太少年老成,身内身外均有一种可怕的成熟,尤其是那种珍惜自己羽毛的精明老练,更让人害怕。尤氏和她争论一场后又气又好笑,因向众人道:“怪怪人人都说这四丫头年轻煳涂,我只不信。你们听刚才一篇话,无原无故,又不知好歹,又没个轻重。虽然是小孩子的话,却又能寒人的心。”众嬷嬷笑道:“姑娘年轻,奶奶自然要吃些亏的。”惜春冷笑承认道:“我虽年轻,这话却不年轻。”一个年轻少女,却言语老气,心思老成,应对老道,的确很不可爱。在贾府贵族女子中,惜春是一个心理年龄最老的人,她的祖母(贾母史太君)在她面前,显然年青得多。这种世故少女,在西方现代文学中也有。纳博可夫(NABOKOV)笔下的洛丽塔就是着名的一个。这个年仅12岁的姑娘,老练得惊人,心理年龄比她的50多岁的情人亨伯特老得多,因此也圆活得多。纳博可夫似乎在警告美国:你虽年轻,但太实用主义,当心你会丧失从欧洲带来的天真浪漫。洛丽塔虽世故,却还有一股小巫似的情慾,而惜春却完全是个冷人。少女过早衰老的青春,让着雪芹惋惜叹惜,所以给她命名为“惜春”。

 

62

       紫娟对贾宝玉总是冷冷的,有所防患,刻意不让宝玉靠近。她把身心全部投给黛玉,宝玉也知道她是黛玉的知己与投影,因此,紫娟的态度与话语总是强烈地刺激着他。第57回,紫娟本意是想试探宝玉对黛玉的情感,但说得太绝,便引起宝玉的大悲伤。紫娟说:“姑娘……大了该出阁时,自然要送还林家的,终不成林家女儿在你贾家一世不成?所以早则明年春,迟则秋天,这裡纵不送去,林家必有人来接了。前日夜裡姑娘和我说了,叫我告诉你,将以前小时玩的东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点出来还他!你也将你送他的打点在那裡呢?”这么一说,宝玉便发呆不知所措了。给宝玉最大的打击,也是最大的挫伤,并非是父亲无情的棍棒,而是晴雯这些知己的失落,是黛玉对他的冷遇,是紫娟的一声“别靠近”的警告。宝玉这种特殊的挫折感,可引伸出政客与诗人的基本分别:对于政客,被敌人打败最伤面子;对于诗人,被朋友知己遗弃,最伤自尊。屈原的《离骚》那么伤感,正因他是被兄弟所抛弃(他把楚怀王视为兄弟),而不是被敌人所打击。

 

63

《红楼梦》描写隆重的葬礼,但从不写隆重的婚礼。按照宝玉的人生观,女人出嫁并非好事,这是女子从淨水世界走到泥浊世界的开始,也是生命败谢的开端。宝玉说:“(女子)嫁了人,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第59回)

曹雪芹有几次描写婚礼的机会,迎春出嫁、探春出嫁、湘云出嫁、宝琴出嫁等,但他都不写。如果写起来,宝玉又会有另一番伤感,在他的潜意识世界裡,这是少女从此丧失本真状态,其心底的大悲悯,语言很难表述。青春永在,少女永存(不要出嫁),是《红楼梦》诸梦中最深的痴梦。在此梦裡,包含着曹雪芹一种非常清醒的大思想:中国少女一旦出嫁,势必进入严酷的伦理系统,势必丧失个体生命的独立自由而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即使丈夫怜爱,严酷的公婆也会剥夺其青春的活力。西方的女子出嫁后命运不同,独立性未必丧失,所以她们大约不会对曹雪芹的“死珠论”产生共鸣。

64

       两百年前,曹雪芹就通过《红楼梦》唱出《好了歌》――人间争夺权力、财富、功名的荒诞歌,就道破人类不知停止的贪婪慾望,就说出了那么深刻的贫富悬殊的不公平。也就是说,在两百年前,曹雪芹对世界的认识和对人性底层的认识就如此深刻。这真是奇蹟。《好了歌》的时代至今没有结束,歌中所指出的荒诞戏剧不仅没有完了,而且愈演愈烈。人们愈“好”,愈不知“了”。愈是拥有权势财势,慾望就烧得愈旺。《红楼梦》既是生命的輓歌,又是人类末日的序曲。

    贾宝玉作为贵族子弟,他的特别处正是看穿“世人”所追求的一切(金银、娇妻、功名等)并不高贵。《红楼梦》的基调不是“忧国”,也不是“忧世”,而是忧生,和《桃花扇》、《水浒传》、《三国演义》的基调全然不同。忧世是家国群体关怀,忧生则是个体生命关怀。《好了歌》是忧生歌。正方向忧的是“好”──女子、女儿这些诗情生命太易“了”;负方向忧的是“好”──色相、色慾这些慾求妄念太难“了”。

 

65

       在基督的眼中,世界并不是“太虚幻境”,而是上帝创造的实在;人生也并非“太虚幻境”,而是上帝安排的实在。在释迦(佛家)的眼中,世界与人生倒是太虚幻境,没有实在性。《红楼梦》受佛教的思想影响很深,整部小说都在暗示:无论是大观园内或大观园外,都是真太虚,没有实在性。一切如梦如幻,转瞬即逝。权力是太虚,财富是太虚,功名是太虚。但是,来到人间的过客们(宝玉、黛玉等)却也发现诗国,发现淨水世界。世界中的眼泪,人间中的真情谊,又非虚非假。倘若全是假,全是太虚,为什么又要思念它,呈现它,描述它。曹雪芹毕竟是人,不是佛,他的内心有矛盾、有彷徨、有解不开的世界之谜和人生之谜。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红楼梦》即便是人文科学着作,也无法提供世界与人生最后的谜底。

 

66

       柳湘莲在尤三姐拔剑自刎后,知道自己犯了致命的错误。在江津渡口上,他遇到道士,便仰首问道:“此係何方,仙师何归?”道士笑道:“连我不知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过暂来歇脚而已。”这番话,令柳湘莲大彻大悟,他拔出剑来,斩断烦丝,随道士远行。

       道士所说的话,可视为曹雪芹人生观的要义:人到地球走一回只是到地球上歇脚而已,用现代学术语言表述,人生只是一种暂时性存在,瞬间性存在,过客性存在。确认这种存在形态之后,“我是何人”即扮演何种世俗角色便不重要。道士的话启迪我们:角色的意义并非人生的意义,“我是谁”的问题不可由世俗的理念和编码来规范与确定。大道士也不可能用他者的命名来界定自己。他的回答便是角色的空化无化。曹雪芹也是经历了世俗角色的空化才能创作出《红楼梦》之无上境界。

    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他一旦发现自己误杀妻子,便立即拔剑饮恨自刎。西方许多「大丈夫」和贵族王侯,可以宽恕别人,但不能宽恕自己。中国的士大夫甚至普通百姓,似乎正相反,总是能宽恕自己,但不能宽恕别人,“恕道”只归自己。但《红楼梦》中的柳湘莲,他发现自己误解了尤三姐之后,也不能原谅自己。他断髮出家,了结情缘,固然受到道士的启迪,但也因为无法宽恕自己。巴金在《随想录》中说他首经写过文章批判胡风,此事别人可以原谅自己,但自己无法原谅自己。能正视自己的错误与罪责,才有生的严肃,情的真挚。

67

       “风月宝鉴”暗示:躯壳再美也要化作骷髅。色是暂时的,虚幻的,表象的。人死后什么也没有,唯“无”是真的,唯活着时所感悟的宇宙本体是真的,唯太初的单纯是真的。还有,“骷髅”也是真的。

       肉体变成骷髅,看得见,灵魂变成骷髅,看不见。人们常说:人死了,灵魂还在。以为这是正题。其实反题更真实、更普遍:灵魂先变成骷髅而后才是肉体变成骷髅。即神死先于形死,心死先于肉死。拼命追求王熙凤的贾瑞,在风月宝鉴面前,不知骷髅的暗示,终于无法自明与自救,死得很惨。薛蟠、贾环、贾蓉、贾赦等“行尸走肉”者,其肉还在,其灵早已成了骷髅,只是他们不可能意识到这一层。骷髅是“此在”的参照系,宝鉴中有这一面在,我们才知道另一面——色的真相。活人如果明瞭骷髅的真实,存在的清明意识就会产生。

 

68

       禅的棒喝痛打的首先是教条主义,是经院哲学,是种种对本本和权威的执着。它的思想方式是避开语言概念直达心灵的一种方式。胡塞尔的现象学也是悬搁概念而探究事物本相的方式。人的心性很容易被概念所遮蔽所覆盖,知识愈多,遮蔽层与覆盖层愈厚。二十世纪的读书人纷纷变成概念生物,也是因为在概念的包围中迷失与变异,贾宝玉喜欢诗词而不喜欢经济文章乃是拒绝天性被概念所覆盖所抹煞。这也说明,禅已进入宝玉生命,他不仅破了我执(完全没有贵族子弟相),而且破了法执,没有被经济文章的正统法规所掌握。“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之法,乃为至法”。宝玉可算是领悟到生命至法的至人。

 

69

       东西寻求,内外寻觅,求道觅道。到底道在哪裡?我喜欢庄子的回答:“道在瓦罐瓶杓中。”面对瓦罐瓶杓尚可悟道,更何况面对碧空之广、沧海之阔、宇宙之淼远。处处有道,时时可以悟道,道就在日常生活中,就在眼前,就在附近,就在身边。秋花秋叶在秋风中飘落,多么平常,林黛玉却悟出《葬花辞》那一篇生灭“大道”。而贾宝玉,面对龄官在地上书写一个“蔷”字,看得发呆,此一瞬间,哪裡仅仅是惊讶于痴情,他悟到的应是天地间的根本,时空中的永恆,阳光下最后的真实了。晴雯临终前留下的那一片指甲,有如《卡拉玛佐夫兄弟》小说中那棵拯救灵魂的“葱”,它除了激发贾宝玉写出了《芙蓉女儿诔》的千古绝唱,一定还给宝玉留下永远的良心的乡愁。

70

       各种宗教、哲学都有其彻底性。基督教主张爱一切人,包括爱罪人,爱敌人。佛教主张尊重一切生命,包括非人的虎豹鱼虫。禅更彻底,不树偶像,不立文字,不崇尚经书典籍,只相信觉悟的一刹那、一瞬间。“千经万典,不如一点。”无数说教,不如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那一时间点、质变点,即所谓“梦裡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栏栅处”。千部经书,万部典籍,不如悟到真理的那一片刻。禅宗实际上是以“悟”替代“神”的无神论。所以它才说悟即佛,迷即众。

       宝玉和宝钗关于人品根底的辩论中,宝钗引了许多圣贤之语,但宝玉答道:“……什么是圣贤,你可知道圣贤说过,不失赤子之心。”宝玉在这裡拥有哲学的彻底性,他穿越圣贤的千经万典,穿越万水千山,穿越覆盖层,直达深渊之底,只取一点,就是不失赤子之心,就是保存生命的本真状态。丧失人生之初纯朴的内心,还有什么圣贤可言,宝玉与黛玉谈禅时也说:“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千经万典中只取一点明彻的真理。这种彻底性,是老子、庄子、慧能的彻底性,也是曹雪芹哲学的彻底性。

71

       贾敬只求“术”,不求道,只求末,不求本,对炼丹术走火入魔,最后吞砂过量而身亡。求道而不“知道”,既是悲剧又是荒诞剧。老子所说的“复归婴儿”,贾敬就是炼一千年丹也复归不了。

       贾敬求道而离道很远。王夫人则念佛而离佛很远。金钏儿跳井而死,是她逼死的,但她不敢面对罪恶,却要利用菩萨来掩盖自己的罪恶。手中的佛珠没有一颗连着诚实。佛早已进入宝玉的心灵,却从未进入她的心灵。慧能的心性——自性本体论(明心见性),正是看透人间有太多假菩萨:只有菩萨相,没有菩萨心。所有的道,无论是宗教之道、哲学之道还是文学之道,未能切入心灵者,皆非大道与正道。

 

72

       日本大作家三岛由纪夫把他最不喜欢的文章称作“娘娘腔”,而历来评论家把“女人气”也视为败笔。如果这是强调写作的力度,守护文章的骨骼,倒是没什么可非议的。但是这种比喻在骨子裡深藏着对女子的蔑视。《红楼梦》发出另一种相反的信念,敲下另一种警钟,这就是小心“男子气”的污染。在宝玉眼裡,男人世界是泥浊世界,“男人气”往往连着泥浊气,铜臭气,方巾气,功名气,甚至是霸气、酸气。王熙凤有男人气魄,可是也染上男人的霸气,结果变得心狠手辣,一副铁石心肠。探春想作一番男人的事业,结果也染上男人世界的势利毒菌,连自己的亲舅舅(赵国基)都不认。在写作生涯中,女作家有气魄自然好,但不可染上“男人气”,一有这种泥浊气息,则陷入功名深渊,丧失女作家的柔性魅力。女作家雄性化,只会埋葬文学的审美维度。

 

73

       《水浒传》的主人公兼主要英雄,如李逵、武松等,均有两个特徵:一是不近女色;二是善于杀人,尤其是善于杀女子。《红楼梦》的主人公,也是另一意义的英雄贾宝玉则有两个相反的特点:一是近女色;二是不伤人更不伤女子。中国文化呈现于小说中的天差地别,仅从这一分殊,就可知大半。

 

74

       通过写女子而呈现人的高贵,西方文学早已有之。希腊悲剧中的《特洛依妇女》就是杰出的例证。它呈现的是亡国之后宫廷女子不屈的人格与生命的尊严,希腊的军队可以消灭一个国家,但消灭不了一群女子的高贵本性。中国最早注意到这一戏剧的是周作人,他讚美此剧代表他在美学上的深度。而在中国,女子显示高贵的作品很少。《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及《聊斋志异》中的《细候》等作品虽有,但无法与《红楼梦》相比。林黛玉、妙玉其高贵不必说,就连晴雯、鸳鸯、尤三姐也极高贵,也有不可征服的生命尊严。贵族少女“质如日月”,平民少女的丫环“心比天高”。《红楼梦》的女子与希腊女子精神中都有一种“硬核”:如同鹰鹫(远离家禽)的贵族精神。所谓贵族精神,其对立项,不是平民精神,而是奴才精神。

 

75

       影响中国历史最大、最深刻的,不是革命,不是战争,而是文化。换句话说,革命与战争的影响是一时的,文化的影响才是久远的。禅文化带给中国历史的大变动是真正的大变动。把禅划入一种学派,一种教类,太贬低禅。它是一种大文化,大世界观,大方法论。《红楼梦》最精彩地体现这种世界观。它否定争名夺利的存在方式,否定向物慾、向权力倾斜的世界图式。它是人生本真本然的文化导向。你可嘲笑这只是梦,但无法否认它确立了大灵魂的坐标,确立了贾宝玉式的非功名、非功利、非算计的立身态度.

 

76

       说生命在进化是对的,说生命在退化,也是对的。就精神生命而言,曹雪芹和他的灵魂投影贾宝玉显然觉得生命在退化。他在与宝钗的辩论中说:“既要讲到人品根抵,谁是到太初一步的地位的。”在宝玉看来,人的品性谁也不及天地草创之初即《山海经》时代的水准,也就是说,人离太初愈来愈远,其品性也愈来愈丑陋。他和老子一样,是生命退化论者。(老子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的命题,正是建立在退化论之上。)在贾宝玉来看,儘管产生无数古圣贤教你怎样生活,怎样生长进步,但人类的生命怎么也不及太初的单纯与质朴。人一面在学知识,一面在脱离生命之初的本真本然。林黛玉对宝玉的启迪,是呼唤他向原生命靠拢,向生命本真靠拢。宝钗的呼唤与黛玉相反:黛玉呼唤他走向生命,宝钗呼唤他走向功业。两者虽然都有理由,但曹雪芹显然认为,功业派生功名的争夺,它可能腐蚀品性,所以他让自己的人格化身贾宝玉把最深的爱投向林黛玉。

 

77

       《红楼梦》不仅有“亲爱”之情,而且有“亲亲”之情。亲爱之情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晴雯等女子的情感纠葛;亲亲之情则是贾宝玉与祖母、父母及兄弟姐妹的血缘眷恋。两者都有大温馨。与西方的个体本位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固然较少对个体生命权利的支持力量,但是这份深厚的人际温馨则是西方文化的阙如。《红楼梦》所以经久不衰,不仅被少男少女所爱悦,也为其他成年的天下父母所爱悦,就因为它除了有恋情之外,还有一份浓厚的亲情。《红楼梦》虽然厌恶儒家的治国平天下之思,却有儒家的亲情意识。除了恋情、亲情之外,贾宝玉还有一份也很真的世情。他在府内尊重丫鬟戏子是世情,在府外与边缘人柳湘莲、蒋玉菡、冯紫英等交往也是世情。他的恋情有“痴”之美,亲情有“憨”之美,世情有“诚”之美,三者相通的是真之美。

 

78

       历代官修的历史都是权力的历史,也都是胜利者的历史,男人的历史,大人物的历史;少有失败者的历史,女人的历史,儿童的历史。这是史书的老人化、男人化与权力化。《红楼梦》不刻意书写历史,但它留下的历史却是最真实的历史,这是女子、儿童、心灵的历史,是非权力化非老人化非男人化的历史。在《红楼梦》中我们看到的历史,才是历史的真相与真髓。一万年十万年之后,要瞭解十八世纪的中国,最可靠的版本不是官修“二十五史”和各种历史教科书,而是《红楼梦》。曹雪芹是清代历史乃至中国历史最伟大的见证人与呈现者,他不仅见证历史的表层,而且见证历史的深层。

 

79

       德国哲学家谢林(Schelling)说艺术勾销时间。但他没有说,艺术可以勾销空间。不论是文学还是艺术,其永恒性都是站立在空间向度上而不是站立在时间向度上。也就是说,在人的内心深处与人性深处,时间没有意义,一瞬间与一万年没有区别。对于作家,不仅是万物皆备于我,而且是千秋万代皆备于我。真正的诗人把王朝的更替不当作一回事,也把家国一时一地的分别推向无意义。唯一有意义的是捕住瞬间,深入瞬间,通过瞬间而抵达时空的无限。《桃花扇》与《红楼梦》之境界的重大区别就在于此:《桃花扇》执着时间,执着于一朝一夕之事;《红楼梦》则勾销时间,放逐时间,把生命的血脉与宇宙本体互相连结,把小说的语境推向无限。

 

80

       明末散文抒写个人日常生活确有真情真性。它的功劳是告别唐宋八大家那种与国家权力合谋的思路,把文学内涵的重心从家国情怀转入个人情怀。它的缺点是其散文均未切入大灵魂、大关怀,所以显得太轻。《红楼梦》则承继其长处,把真性情的抒写推向极致,又在性情中切入大灵魂与大悲悯。于是,它除了具有明末散文的人性气息之外,还有横贯天地古今的神性气息。它不仅高于历史,高于道德,也高于性情。所以它抵达宗教般的天地大境界,但又不是宗教,或者只能说,它是把审美推向天地境界的另一类质的“宗教”,没有偶像、没有崇拜,但有对真与美之神仰的“宗教”。说《红楼梦》是文学圣经,其中的一项意义也在于此。

 

81

       诗人的气质差别很大,李贺与贾岛在诗歌史上都似鬼才,但两者气质迥然不同。李贺虽家道中落,但毕竟出身于皇族(远支),身上还有贵族气,天然地看澹功名。所以他的诗,很有天地宇宙的浑然大气。“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骨垂神寒天庙器,一双瞳人剪秋水”,“眼大心雄知所似,莫忘作歌人如李”,随手拈来,句句是气宇非凡,不同凡响。贾岛与之相比,气与质都显得微弱。贾虽善于经营技巧,善于推敲词句,但缺少李的恢宏,显得匠气有馀,大气不足。《红楼梦》中的诗,尤其是其代表作《葬花辞》、《芙蓉女儿诔》等,词采斐然,但没有匠气,倒是有李贺的贵族气与“眼大心雄”的非凡气。从精神气质上说,曹雪芹与李贺相同,与贾岛却相去很远。

 

82

       文学最根本的要素之一是想像力。文学的特殊功能可说是对人类想像力的极限进行挑战,也可说是对人类的心灵深度的极限进行挑战。卓越的作家在挑战面前不断转换视角。中国的诗人屈原、李白、陶渊明、苏东坡、曹雪芹等都展示了想像力的奇丽。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都打破了天上人间之隔。这些大作家大诗人创造的作品,外在形式不断变换,但内在形式即内在大视野则是一致的,这就是不断地突破想像的极限。

       屈原的《天问》是先秦时代最有想像力的诗歌,在写作上抵达了两项时代制高点:(1)叩问终极真实;(2)开放自由心灵。屈原在当时已走得很远,走到与古希腊的荷马相逢。屈原之诗与荷马史诗的相同点是想像力,但屈原的重心是抒情,是心灵的直接吟唱;荷马的重心是敍事,是历史场面的书写。而《红楼梦》则兼备屈原与荷马,其抒情、敍事、想像力都几乎到达人类才华的极限。

 

83

       袁枚曾说,“大观园,即余之随园。”然而,随园是现实世界中的“有”,而大观园的本质却是“无”。《红楼梦》第十七回描写贾宝玉随同父亲初见大观园时的感觉:“宝玉见了这个所在,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像在哪裡见过一般,却一时想不起哪年哪日的事了。贾政又命他题咏,宝玉只顾细思前景,全无心于此了。”可见,大观园是梦境,是虚境幻境,是曹雪芹的乌托邦,也是他的诗意栖居的澄明之境,而袁枚的随园则是个体栖居的“人境”,这是实境,俗境,常境,两者有质的不同。随园建构得再富丽堂皇,再迷人耀目,也只能形似(大观园),不可能神似。《红楼梦》裡的大观园,其境界不是山石草木所构筑的,而是诗和诗情生命所构筑,它是一个诗化的世界。今天的《红楼梦》研究者,可以寻找大观园的堂址屋迹,但是永远找不到大观园的神意诗迹,那种早已化入永恆的奇彩梦痕。

 

84

       荷尔德林提出“诗意栖居”的理想,曹雪芹做的也是“诗意栖居”的大梦。两者不约而同。而曹雪芹还提供了“诗意栖居”的具体形式,这就是大观园形式。大观园是地狱中的天堂,他乡中的故乡,色世中的空界,瞬间中的永恆,是“黑暗王国裡的一线光明”。人类的“世俗栖居”形式千种万种,每天都有新的设计,新的广告,新的时尚品牌,熙熙攘攘,目不暇给。但诗意栖居的形式却很稀少,它是嚮往,并非现实。大观园呈现的诗意栖居形式是诗人合众国,青春生命共和国,国度主体全是诗意生命。《红楼梦》的悲剧是诗国的瓦解,诗稿的焚烧,诗意生命的毁灭,最后只剩下诗的灰烬与废墟。《红楼梦》的荒诞剧意义,则是“诗意栖居”被视为“痴人说梦”、愚人犯傻,做梦者全是无知的蠢物与孽障,而聪明人则全都去追逐黄金的好世界,最后剩下的只是灰烬与废墟,骷髅与“土馒头”。

 

85

       中国小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故事──话本──敍事艺术等三段。《山海经》已有故事,虽简单,但有力度。话本到了宋明才发达起来,可惜发达后就媚俗、媚众,而且媚的是旧道德之俗,所以还不是成熟的小说。到了明代,出现了短篇“三言二拍”,长篇《三国》、《水浒》,小说才成为敍事艺术。故事之外,有结构,有人物刻划,有语言技巧,而到了《红楼梦》,艺术才走向巅峰。小说中的诗是真诗,不是打油诗;人是真实人,不是脸谱人。到了曹雪芹,文学的三大要素──心灵、想像力、审美形式才告齐全,并形成艺术大圆融的整体。

 

86

       中国的散文出现过多次高潮:先秦诸子散文,唐宋八大家散文,明末散文等。唐宋八大家散文技巧极为成熟,文采斐然。但是,除了苏东坡之外,其他散文都没有先秦散文的那种“元气”。所谓“元气”,就是天地溷沌之气,太初草创之气。先秦诸子各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原创的大思路蕴含于文字之中。到了唐宋八大家,虽有文采,却太多腔调,没有先秦时的大气势,也没有孔、孟、庄、老的大境界。明末散文虽有性情,但多数失之太轻,也无元气。《红楼梦》虽是小说,但其笔触,恰恰扬弃一切腔调,深含宇宙底韵,既有连接《山海经》的溷沌之力,又有俯仰人间世界的天地血脉。

 

87

       中国的诗歌文体到了唐代才完全成熟。杜甫是唐诗的第一文体家,其律诗、绝句均写到了天衣无缝的完美地步。他虽有关怀民瘼的同情心,但也有很强的功名心。从精神内涵上说,他的诗是典型的儒家诗,因此,总有“致命尧舜上”的儒味。其“朝扣富儿门,暮逐肥马尘”的酸楚更是儒者在人生面前的不潇洒,折射到诗中,便是脱不了家国境界。《红楼梦》中的诗,没有儒味,却有道味。这裡说的道味,不是道家味,而是形而上之味。宝玉嘲讽文死谏、武死战的儒统道统,而杜甫的“致命尧舜上”,正是儒者的谏味。《红楼梦》的诗虽没有杜甫那种“沉鬱”,却有杜甫所阙如的超拔与空灵。

 

88

       政客听不懂诗人的声音。有政客心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红楼梦》,正如宋太宗就读不懂李煜词。李后主博大的人间关怀之声被他听成“怨气”,听成亡国复仇之音,最后他把李煜毒死了。宋代皇帝消灭一个小朝廷(后唐)没有罪,但杀害一个伟大诗人,却是千古大罪。一个伟大的诗生命,其重量、份量往往超过一个朝廷。屈原的生命重量超过楚王朝,苏东坡的生命重量超过宋王朝,莎士比亚的生命重量远不是伊丽莎白王朝可比。可以断定,如果人性底层连一点诗心诗意也没有,就永远无法进入《红楼梦》那一片神意的深海。

 

89

       知其所止,这是中国的道德律令。《中庸》第三章,确定做人应“止于至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义,止于慈;与同人交,止于信。老子另有“止”的内涵,并说“知足不辱,知之不殆”。

知其所止,也是《红楼梦》哲学思考的主题之一。但它不是儒家“止于至善”的直接告诫,而是对生命止处的连绵叩问。它不说止于何处,只说必有一止,并要“知止”。秦可卿告诉王熙凤“盛筵必散”,也是“止”的提示。纵有千好万好,总有一“了”。好了歌,是荒诞歌,又是观止歌。“好”是观,“了”是“止”。阅尽人间诸色,应当知止,应当放下。那么,应当止于何处?有小止处,有大止处。激流勇退,说的是小止处;“大造本无方,云何是应住,既从空中来,应向空中去”(惜春之偈语),说的是大止处。来自空,止于空;始于痴,止于悟。知止,便是自明自觉,便是自救。

 

90

       贾母最疼爱的是贾宝玉与林黛玉,但对于宝玉的婚姻,她选择了宝钗,而不选择黛玉。贾母不是没有理由,她的尺度是“生存”尺度,不是“存在”尺度。她虽然通脱,但家族的命运、家族的生存与发展毕竟是她的天职。她虽爱黛玉,但贾府的兴亡更加要紧。而宝玉自始至终热恋着黛玉,在林、薛这一情感天平上,他的心一直放在黛玉这边。其选择的原因却不是生存原因,而是存在原因。即只有在黛玉面前,宝玉“此在”的意义才能充分敞开。存在的原因便是灵魂的原因,便是心灵从相逢、相知到相融相契的原因。贾母虽聪明,但太重家族的兴衰,忽略个体心灵的归宿。她看不到宝玉与宝钗的灵魂之间有一段无法拉近的距离,面对宝钗,她的心爱的孙子无法打开生命的深层世界。

 

91

最深的感悟往往无法表达。灵魂所抵达的神意深渊和爱意深渊很难描述。再高明的作家写出来的文字也比不上大智者悟到的精神顶点和深渊底部。许多作家对自己已写出的文字不满,以至像卡夫卡临终时嘱託朋友烧掉他的稿子,林黛玉死前烧掉诗稿,除了情爱的幻灭之外,还可能有这个原因。“人向广寒奔”,“冷月葬花魂”,已经够精彩了,但在林黛玉眼裡,这与她心灵中的万千感受相差太远,浩茫的心事岂是语言所能表达?托尔斯泰最后的大着作是他的出走,没有文字,但这是用生命本身的行为写下的大着作,那个瞬间,他对于宇宙人生最深的感悟已无法用小说、诗歌、散文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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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由是青春的理由,也是女子与孩子的理由。它选择孔子作为靶子,不是说孔子一无是处,而是因为孔子的学说是老人化的学说,不是青春的学说。妇女与儿童在他的学说中没有地位。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男人欠女人欠儿童的债太多,五四是个讨债运动。《红楼梦》是五四的先驱,它的理由也是青春的理由,也是女子与儿童的理由,也是对老人化的反动与反思。《红楼梦》给少女青春作了一次惊天动地的请命,也给中国山河大地带来一股青春气息。中国要成为拥有灵魂活力的“少年中国”(梁启超语)、“青春中国”最需要的是《红楼梦》和“五四”新文化,而不是孔夫子和儒学老道统。但孔夫子确实是圣人,他的思想也是多层面。贾宝玉讨厌儒家的“无人”文化──无个体生命独立主权的文化,讨厌它表层的典章制度与意识形态,拒绝充当治国平天下的工具,但心内又接受儒家深层的“有人”文化──重亲情、重人际温馨的文化。宝玉既是逆子,又是孝子。他和贾府中的孔夫子(父亲贾政)既冲突又怀有敬意,但这个孔夫子,毕竟是个喜欢摆姿态、戴面具、压制青春的老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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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文学革命”大旗,除了攻击贵族文学、山林文学之外,还攻击古典文学。可惜没有分清古典文学的精华与糟粕,也没有分清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如果那时不是选择孔夫子为主攻对象(虽然有充分理由,其批判内容至今也没有过时),而是选择《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两部危害中国人心最巨的作品为主攻对象,并把《红楼梦》作为精神坐标,那就会更准确更有力地高举人的旗帜,从而变成一塲最基本的启蒙,一塲关于生命尊严与诗意栖居的启蒙,一场纯化生命、提升生命的启蒙,也是一场关于拒绝暴力与拒绝权术的启蒙。“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是中国老百姓自救的至理明言。一个老人,如果不知“复归婴儿”,而是继续积淀“三国”权术心术,就会变成老妖老狐狸。中华民族太古老,心思本就太複杂,更不该老品三国,老是热中于权力游戏。《红楼梦》所提示的大观大止,就文化上说,可以说是提醒应当终“了”,终止“三国”式的慾望、权谋与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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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邃的思想赢得质朴的表述,显得很美。“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就很美。文章不怕拙,指的便是真理无须装饰,思想一旦刻意作出学问姿态,也是媚俗。愈急于把思想说得完备,愈想说得头头是道,就愈是画蛇添足,愈是可疑。许多卖弄学问的人,最后显出思想的贫困也与此有关。曹雪芹的学问大得不得了,其笔下的宝钗是个博古通今的“通人”,而黛玉、宝玉这些痴人,也都是满腹诗书,史、识、诗三者皆备。但整部《红楼梦》没有任何一点卖弄,完全没有作家相与学者相,更没有文人腔与名人腔。大辉煌与大质朴和谐到如此地步,真是举世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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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政与王夫人都想控制宝玉,但方式不同。贾政直接诉诸棍棒,怨恨只放在儿子身上;而王夫人却迁怒他人,以为儿子的“问题”来自晴雯、金钏儿等「狐狸精」、“尤物”,因此不惜剥夺她们的生存权利。相比之下,贾政没有王夫人那种阴柔的毒手。曹雪芹时代,权力与财富已控制思想,甚至还控制身体和爱恋。《红楼梦》自由笔触所表现的力度之一,是揭露权力控制下的人性困境。这种控制除了造成暴力(如贾政痛打宝玉)、造成苦难(如金钏儿之死)之外,还会造成诗化自由心灵的毁灭(如黛玉之死)。难怪俄国流亡诗人布洛斯基要说,诗本能地与权力帝国对立。宝玉最后逃离家园,乃是逃离权力对其心灵的控制,这一行为,与其说是反叛,不如说是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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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打开《红楼梦》,就会见到全书的哲学纲领,也是全书的哲学难点,这就是空空道人所负载的十六字诀:“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如果说色空是佛教哲学,那么,它却不是《红楼梦》的全部哲学,因为在色与空之间还有一个巨大的中介物,这就是“情”,由色生情和传情入色之后才能自色悟空。在十六字的循环中,情既是中介,也是本体。如果说,“空”是终极存在,那么,情则是通向终极存在的并非虚幻的唯一真实。《金瓶梅》最后加了一个色空尾巴,可惜全书没有类似十六字诀的精神历程──形而下与形而上的转换提升过程。它的色太重,情太轻,空更说不上。十六字诀中的四段哲学环节,它一个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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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宝玉和林黛玉在《红楼梦》中的特殊性是两人都具有自由意志。所谓自由意志并不是薛蟠式的自由滥情,而是对生命当下存在路向的选择与把握。薛蟠的吃喝嫖赌,无须选择,与是否具有自由意志无关。宝玉和黛玉的生活则充满选择,从读书、写诗、谈禅和人生道路的确立都需要选择,徘徊、徬徨、苦恼、迷惘、忧伤,也都在选择的过程中,正因为需要选择,才有传统父权意志和自由意志的冲突,才有自由意志的光辉。薛宝钗虽然美丽,但缺少这种光辉。

  二十世纪着名思想家比赛亚.柏林把自由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前者是指奋斗、挑战、抗争的自由,后者则是拒绝、迴避、有所不为的自由。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自由意志属于消极自由范畴中的意志。这两位小说主人公争取的只是逍遥的自由,恋爱的自由,吟诗的自由,阅读《西厢记》的自由,拒绝科举的自由,迴避权力追逐和功名追逐的自由。但是,道统正统的代表(贾政等)不给他们这种自由。连消极自由都不给,更不用说积极自由。把宝玉黛玉解说成反封建的争取积极自由战士,未免过于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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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贵族女子的复归之路有两种路向:一是林黛玉似的向“天”回归;一是巧姐儿式的向“地”(即向“土”)回归。前者“人向广寒奔”的暗示,便是向天宇回归的暗示。也许奔向明月,也许奔向太虚幻境,也许奔向曾与神瑛侍者相恋过的灵河岸边。后者则无须暗示,巧姐儿经刘姥姥的因缘,最后嫁给周氏庄稼人家,从贵族豪门走向庶民土门,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巧姐儿生于七月七日,最后也有一个与“牛郎”相逢的结局。果然回归于土。《易经》说,“安土敦乎仁,故能爱”,有土才能安宁,才能敦笃,也才有人性的真实与温馨。林黛玉式的回归是梦想的,巧姐儿的回归是现实的,但两者都不悖“质本洁来还洁去”。倘若用佛教语言解说,林黛玉乃是回归于空,而巧姐儿则是回归于“有”。前者是真谛,后者是俗谛,但两者都是“谛”,都带真理性。俄国十二月党人的贵族理念,正是巧姐儿式的向土回归的民粹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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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雪芹的价值逻辑链,可作四段表述:(1)生命价值为最高价值,不承认有比生命价值更高的神圣价值,所以只有“女儿”偶像,没有“元始天尊”,释迦等神圣偶像。(2)最高价值系统中的核心价值是少女青春生命。美即青春生命。《红楼梦》是对青春生命进行审美的大书。书中唯一的牵挂便是青春生命。《圣经.新约》中的基督十二门徒全是男性。作为“文学圣经”的《红楼梦》,其天国──太虚幻境中的使者金陵十二钗,则是清一色的女性。青春天国是曹雪芹的绝对价值与终极真实。(3)生命的毁灭是悲剧,青春生命的毁灭则是最深的悲剧。因此,至真至美的輓歌只属于林黛玉,晴雯,而不属于贾母等;(4)所谓荒诞,便是价值颠倒。一切把外在价值,虚幻价值(如权力、财富、功名)放在青春生命、内在心情之上的编排都属价值颠倒,都属《好了歌》抨击的荒诞现象。《红楼梦》既呈现价值极限,又呈现价值颠倒,因此,既是悲剧又是荒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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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人文环境而言,先秦战国时期、汉唐时期、明末时期,是中国知识人相对比较自由的年代,到了清朝的乾隆王朝,则是绝对的黒暗期,其文字狱也是最为猖獗的年代。鲁迅的《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馀》等文章就揭露了这个血腥帝国与血腥岁月。可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学作品《红楼梦》恰恰在此时产生。曹雪芹这位天才在大黑暗悄悄下沉,沉得很深,如同沉入海底,但他不是沉沦,而是沉浸──在沉浸状态中面壁写作,最后推出中国的第一文学经典。曹雪芹的成功,不是时代的成功,更不是清王朝的成功,而是个桉的成功。《红楼梦》的大放光彩,不是时代的闪光,而是个体心灵的闪光。文学事业是天才的事业,是偶然的事业,它不是时代所决定,而是作家自身所决定。文学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反时代的产物──反潮流、反风气的产物。若说文学是时代的镜子,那么,这一镜子往往是面反光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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